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谢国忠

谢国忠博客:只说出心中真相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关于我

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

个性介绍: 1960年出生于上海,1983年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路桥系,1987年获麻省理工学院土木工程学硕士,1990年获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。同年加入世界银行,担任经济分析员。在世行的五年时间,谢国忠所参与的项目涉及拉美、南亚及东亚地区,并负责处理该银行于印尼的工商业发展项目,以及其他亚太地区国家的电讯及电力发展项目。1995年,加入新加坡的Macquarie Bank,担任企业财务部的联席董事。1997年加入摩根士丹利,任亚太区经济学家,2006年9月辞去该职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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谢国忠:中国的生活质量与经济发展水平是脱节的  

2012-03-02 13:45:14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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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在中国市场上,坏的总能驱逐好的。劣币驱逐良币不可避免。企业将这归咎于中国消费者更偏爱低价,而不考虑质量。但是,真正应该指责的是中国经济的系统性缺陷所造成的可靠信息的缺失。在什么都不可信的情况下,消费者当然就会趋向于选择低价。
  
  中国不能单纯依靠数量扩张来实现经济增长,因为生产劳动力、能源、土地和环境等各种因素已经遇到瓶颈。生产能力的提高是恢复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。因此,对微观经济做出正确决策至关重要。只有提高信息的可信度,中国才有可能从简单的价格竞争发展到以质取胜的均衡。没有法治,单纯依靠市场力量难见成效。
  
  以次充好
  
  在中国,当用拉菲酒款待客人时,客人总会认为这酒肯定是假的。不幸的是,这种想法往往是对的。一些极为慷慨的朋友曾经用拉菲酒招待过我。但大多数都是假的。我相信他们都出价不菲。实际上,除非是用离谱的价格买到的,一般人都不敢用拉菲酒招待朋友。
  
  当假货泛滥,消费者也就不再购买了。中国的富豪和权贵阶层不再炫耀喝了多少拉菲酒,因为担心看起来像傻子。消费拉菲的阶层也往下降了好几层。拉菲开始涌入贫穷的省份。大多数人不关心拉菲酒的问题。真正重要的是饭馆是否在饭菜里加了化学添加剂,猪和鸡是不是用大量激素催肥的,牛奶里面是否掺入了三聚氰胺,瓶装水里面装的是不是自来水甚或其他更劣质的水。基本上,中国消费者一出门消费就开始冒生命危险了。中国人努力工作只能挣到微薄的工资,每天还要警惕自己要买的东西。中国的生活质量与经济发展水平是脱节的。
  
  很多企业将这种恶劣的形势归咎于消费者对低价的偏好。因此,为求生存,企业就偷工减料以降低价格。如果一些化学药品能让白开水喝起来像鸡汤,那么为何不掺一点呢?这能降低价格。如果三聚氰胺能让劣质牛奶以次充好,那么为何不造假呢?这很便宜。
  
  这种观点不无道理。但是,如果人们无法分辨好坏,那么当然就会偏爱低价。我的看法是人们不具备可信的信息,来区分看起来一样的产品。这最能反映出执法上的不足。
  
  食品安全问题每天都在发生。很少有人受到严厉制裁。例如,中国奶制品市场发生三聚氰胺危机以后,以国际标准而论,问题企业应当全部破产,其高层管理人员应当坐牢。但是,政府却在危机之后不久就让企业复活了。政府并不站在消费者这一边。这是中国消费市场发展的最大障碍。
  
  制度缺位
  
  中国消费者正在动用一切手段确保产品的安全和质量。出国购物大行其道。但是,这无法满足日常消费。海关也禁止这么做。因此,少数有钱人退而求其次,选择高价商品。可悲的是,这种方法也不管用。
  
  拉菲酒就是一个例子。假货多过真货。昂贵的饭店也没有好到哪里去。天价进口商品,比如家具和衣服,其实都是东莞制造。好卖相常常是因为使用了不安全的化学用品。价格本身并不能作为有效的信号。实际上,越昂贵往往越不安全,因为供应商会用化学制剂增强口味和卖相。
  
  经济学理论认为,长期而言,企业和消费者的关系可以在不需要外力介入的情况下自行解决。随着时间推移,消费者会变得聪明,从而选择那些质量和价格更胜一筹的企业。这就是那些老字号拥有商誉的原因。但是为何这在中国没有发生呢?
  
  原因在于,经济环境对于企业来说太不稳定了,所以无法寄希望于长期利益,也无法采取长期思维。在中国,政治因素主导经济因素。政治经常翻云覆雨。当一个“保护伞”被除掉以后,下一个上台的人可能会选择保护别人。
  
  另一方面,在过去十年里,依靠短期思维也能大有斩获。货币扩张奖励了投机。即使不是大多数企业,也有很多企业都是注重资产获得盈利,并且很多实体经济的企业被用来从银行获得资金。投机就是为何现在这么多企业出现问题的原因,因为房地产泡沫的破裂暴露了其债务问题。
  
  很多盈利企业将其成功归因于关系。在中国,政府控制着企业成功所需的关键资源。比如,即使是一家餐馆想要占个好位置,也要靠影响和关系。手里掌握关系的人往往可能并不擅长提供服务或制造产品。因此,他们彻底依赖供应者来维持他们的成功。
  
  外包在中国市场上已经做到了极致。正常的市场环境下也会有外包。但是,一家企业要生存下去,就必须通过对供应链的质量控制和(或者)制造关键部件,来对产成品负责。在中国,外包是如此普遍,以至于没有人知道每一个零部件是从哪里来的,又是谁组装的。没有人对供应链上的产成品负责。也没人在乎,因为成功最终是依靠关系、而不是制造更好的产品。
  
  必须改革
  
  中国的经济体制将政治权力置于市场之上。关键资源通过政治权力来分配。规则可以任意改变。政治权力可以让坏产品成功,让好产品失败。在这样的体系里,贩卖影响力成为企业成功的主因,而非附属因素。
  
  中国的经济发展主要依靠数量扩张,亦即同一事件的多次复制。先前这种模式成功运转的原因在于中国经济就业不足,劳动力和煤炭等生产要素仍然过剩,全球市场尚未达到饱和。
  
  但是,现在情况发生了巨变。由于持续30年的独生子女政策,当前中国的劳动力短缺是结构性的。在未来10年中,能源短缺仍将十分严峻。同时,由于金融危机,西方经济正在逐步下滑。中国不可能仅凭数量扩张来增加出口。
  
  国内市场的发展对中国的未来至关重要。消费能力从政府转向家庭是支持消费需求的必要步骤。制造好的商品也非常关键。除非微观经济能够运行良好,否则宏观经济的改革只能导致通胀或进口增加。
  
  中国的经验表明,法治是市场经济的关键。政治改革极为重要。行政权力必须明显减小,主要功能是提供服务而非赚钱。
  
  中国的政府官员像商人一样思考,同时又掌握了不受限制的权力,自然就会导致金钱等资源集中到政府手中。因为需求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政府支出,贩卖影响力成为企业成功的首要因素。
  
  最能反映体制缺陷的是,政府和公众对于哪些事务最值得优先关注存在分歧。公众担心食品安全、医院和学校的腐败、浑浊空气和不洁净的水资源。然而大多数地方政府关注的只是财政收入、GDP和投资等等。这就好比政府官员来自火星,而公众来自金星,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和经济发展。
  
  中国人均收入不足全球平均水平的一半,仅为经济合作组织国家(OECD)的十分之一,在需求和供给上都有很大的上行空间。如果中国的体制能够达到理想水平的一半,十年内人均收入就能提高3倍,这是因为就工作能力而言,中国工人的效率不亚于美国或欧洲工人。
  
  进口可帮助中国消费者给当地生产商施压以提高质量。以发展地方工业为名义的贸易保护是徒劳的。中国的汽车市场已跃居世界首位。保护主义给中国消费者带来的只是昂贵的价格。但在这个行业里没有出现任何有竞争力的国内制造商。这是产业政策失败的最佳案例。改变政治经济体制将是一个艰苦而漫长的过程。开放进口是改善微观经济的捷径。进口竞争将会降低关系和后台的价值,并让制造优质产品变得更加重要。
  
  进口更多农产品可以明显改善中国的食品安全。市场运行失常是出现众多安全问题的原因。家畜饲养过多使用激素,在种植粮食蔬菜中过多使用化肥和农药,是中国食品安全危机最为严重的问题。出现这种情况,原因在于政府更重视产量最大化而非食品安全。除非政策能够调整,否则公众将持续经受食品安全问题的困扰。
  
  尽管开放进口可以改善当前的形势,但终极方案依然取决于政治改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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