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谢国忠

谢国忠博客:只说出心中真相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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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

个性介绍: 1960年出生于上海,1983年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路桥系,1987年获麻省理工学院土木工程学硕士,1990年获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。同年加入世界银行,担任经济分析员。在世行的五年时间,谢国忠所参与的项目涉及拉美、南亚及东亚地区,并负责处理该银行于印尼的工商业发展项目,以及其他亚太地区国家的电讯及电力发展项目。1995年,加入新加坡的Macquarie Bank,担任企业财务部的联席董事。1997年加入摩根士丹利,任亚太区经济学家,2006年9月辞去该职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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谢国忠:中国发展模式的限制  

2008-10-21 19:13:31|  分类: 旧文:历史在重复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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谢国忠:中国发展模式限制 强势政府的挤出效应

2006-01-16 财经时报

 

 

    中国社会普遍存在赚“快钱”的心理,这种心理在社会、大学尤其企业界盛行。其原因是政府相对市场的强权。若要促进本土技术和品牌的发展,最好的政策就是减弱政府的权力,提升市场的作用,同时让研究型大学复归教研本位过去25年里,外资和廉价劳力拉动的出口,以及政府导向的固定资产投资,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。尽管中国有巨大的国内消费品和电子产品市场,但是在消费者市场上占主导地位的是外国品牌,而且中国的投资依赖于外国技术。中国既未形成自己的一流品牌,也未发展出主流技术。
    最近五年,韩国从一个成本和数量主导的经济体,成功转型为品牌和技术主导的经济体。这对中国是一个刺激。中国政府可能会在2006年实施一系列政策来促进本土品牌和技术的发展。这种初衷是良好的,但是政府的政策可能很难达到目的。

  政府可能会采取税收激励、标准设定、政府采购等手段。但这些手段无益于改变当前盛行的赚“快钱”的心理——中国消费者品牌和专利技术发展之所以落后,主要是受到此种心理的影响。

  政府相对市场的强权,是导致中国企业短期行为的主要原因。若要促进本土技术和品牌的发展,我认为最好的政策就是减弱政府的权力,提升市场的作用。

  中国发展模式的限制

  过去25年里,中国的真实人均收入年均增长达8.1%。该模式的成功要归结于两点:(1)海外华人掌握的出口专业知识和中国的廉价劳动大军相结合,刺激了收入增长;(2)中国政府动员资源的能力很强。

  尽管过去取得了成功,但中国的政策制定者越来越担心这种模式的可持续性。担心来自三个方面。首先,产能明显过剩,尤其是在基础建设领域。这使中国政府动员资源启动大项目的经济回报受到影响。当前这种模式若延续下去,只能导致更多的浪费,最终使增长放缓。

  其次,中国当前的出口规模已经非常大,在这个基础上,高增长率很难长久维持。1980年至2005年间,中国出口增长了41倍,平均年增长率达16%。单从数学意义上来说,中国也不可能使如此高速的增长在未来25年内,甚至在未来十年内重复一遍。

  假如当前的出口增势再延续十年,中国的出口将会比欧洲、日本以及美国的出口总额还要大。这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,因为美日欧是中国的主要消费者。在未来十年,中国出口的年均增长率可能会从过去25年间的16%降至6-8%。因此,中国需要启动内需,以维持增长。

  再次,数量主导的增长模式带来了环境恶化和自然资源损耗。中国目前80%的水资源遭到污染,这可能会带来健康危机。中国去年消费了21亿吨煤炭,如果照当前的消费趋势发展,未来十年中国的煤炭消费量将在这个基础上再翻一番。

  据BP能源统计,中国的煤炭储量占全球的12.6%,但其煤炭消费量占全球的三分之一之多。如果当前的趋势持续下去,中国可能会在四十年内用光其所有煤炭储量。

  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已经开始更多关注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。“十五”规划提出,要改善经济增长质量。但是“十五”期间在这方面并没有取得多大成效。将于2006年三月出台的“十一五”规划,可能会继续强调这个问题。

  但我担心的是,“十一五”规划可能仍然不能解决关键问题——政府相对于市场的强势。在我看来,只要政府仍然保持那种与市场导向背道而驰的行政干预做派,增长模型就很难转变。

  应对韩国挑战

  韩国在短短五年内就将其数量主导型经济,成功转型为质量主导型经济,这使中国官员们甚为不安。他们曾经以为韩国和中国不相上下;而现在韩国起飞了。就在五年前,韩国还被看成是依靠低劳动成本的典型东亚经济体。而今天,韩国企业已经发展出世界领先的品牌和产品。

  事实上,中国市场对韩国的转型起了推动作用。中国的增长为韩国向高附加值经济体的转型做出了贡献,而中国本身却未能转型,这让中国深感不安。这种对比凸显出中国体制的缺陷,中国政府想“做些什么”的决心越来越大。

  中国政府很可能会制定一批鼓励本土知识产权发展的政策。中国的力量来自政府。当政府想要“做些什么”,它通常会采取行政手段。中国政府最可能采取的方案,是对特定产业和经济活动实行税收激励。在当前这一轮经济周期中,政府财政收入大量增加,它有能力慷慨地实行税收鼓励。

  然而靠大量投钱来刺激知识产权发展,可能并非最有效的解决办法,因为中国知识产权创新的匮乏主要不是税收激励问题。

  强势政府的挤出效应

  在市场之上有一个非常强势的政府,这是中国私营部门发展缓慢,以及知识产权创新匮乏的主要原因。主导中国经济的是行政权力而非市场规则。现有的市场规则往往会被官员随意更改。在这种环境下,企业的长期规划没有太大意义。

  中国社会普遍存在赚“快钱”的心理,在企业界尤其如此。这种心理背后,廉价钱的诱惑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,但是最重要的原因当属政府的随意处置权。首先,私营企业担心企业本身会由于规则突然变化,而被取缔或遭遇破产。这种情况下企业无法做出长期规划,于是只有着眼于抓住短期发展机遇。

  其次,对于私营企业来讲,怎么处理和强势政府的关系,往往成为企业经营战略的核心环节。同官员的关系处理好了,就能创造短期优势,就能赚更多钱。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私营企业直接或间接依靠政府权力来获利。

  世界级公司成长于市场竞争中。当商界赢家由政府而不是由市场竞争来挑选,这种赢家很难进入世界级公司行列。中国政府应该接受这个逻辑,那就是大公司只能脱胎于有着固定游戏规则的竞争性市场。

  因此,政府的主要工作是培养一种基于市场规则的竞争性环境。有些政府干预是必需的,但在实施这种干预之前必须进行全盘而深入的考虑。否则投钱再多也只能是乱花一气,造成浪费。

  建设研究型大学

  当前技术创新有两种模式。一种是日本模式,这种创新基于大公司投入的大规模研发预算。韩国采纳了这种模式。第二种是美国模式,一些基本构想首先在研究型大学形成,然后由公司通过特许制度将它们商业化。这两种模式都可能成功。

  中国地域辽阔,本来应该可以把两种模式都吸纳过来。但是,在包括台湾、香港地区以及东南亚各国在内的华人经济体里,家族和政府控制的企业居于支配地位,这类企业并不是很适合公司型研发。政府控制的企业通常会把研发费用浪费掉,而家族企业则通常在研发上投入甚少。

  我认为中国需要依靠研究型大学来进行技术创新。不幸的是,中国的大学正试图通过尽快赚钱来抬高自己的名声,而教学和研究则面临衰退。在我看来这也是赚“快钱”的心理在作祟,中国急需改变这种情形。

  首先,中国需加强大学教学和研究。中国的大学一旦出名了,就会试图利用这种名气作为资本来赚钱。这种情况需要改变。应严格界定教授在大学教职之外所能涉足的工作范围,此外应打消大学教授利用其和大学的隶属关系来赚钱的念头,使他们回到教学和研究工作中来。中国的大学需要让教授们更重视教学和研究,而不是商业利益。

  其次,中国应该采纳美国式研究基金体制。美国大学研究经费中的很大部分来自政府相关的机构,比如美国宇航局(NASA)、国家卫生研究院(NIH)以及国防部。这些基金带来了因特网以及基因拼接等各种技术。

  我认为,建设大型研究型大学是中国发展技术的关键,而全球范围内有这方面的成功案例可资借鉴。这一点中国有能力做到,但前提是必须让大学彻底消除赚“快钱”的心理.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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